【中车网 评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古代君主制度中的君臣关系，作为忠臣，似乎总是“免不了”主公的猜忌和对“功高盖主”的担心。在朱元璋的年代，其手下帮其打天下的老臣基本都被“斩尽杀绝”。近日奥迪所进行的人士调整如同历史重演，奥迪总部、奥迪（中国）、一汽大众奥迪之间的君臣博弈始终没有停止。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但凡是“内斗”严重的时期，基本上对外抵抗的能力都会被削弱，这也是大众和奥迪有可能遭遇的窘境。
还原君臣关系
显然，奥迪总部作为奥迪全球业务的首脑，处于“君”的位置。而有君就有臣。奥迪在中国与一汽、大众合资成立合资公司，来进行本土化生产与统管进口和国产车销售的渠道，为奥迪总部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一汽-大众奥迪是不折不扣的本土化“老臣”，是“君”的“开国首辅”。
老臣“管的事儿太多”，就难免会需要一个帮手，这就需要再找个臣来帮助“首辅”。于是奥迪（中国）营运而生，其职责主要负责奥迪在中国的三方面事务：加强奥迪在中国的采购业务；开展本地化设计研发、试配试验等工作；增进一汽-大众合资公司中德股东双方的沟通，可以看做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而招募的“次辅”，与“首辅”共同扶植君王来打天下。
这便是原本的“君臣关系”，倘若君臣、首辅与次辅能互相扶植，共同壮大中国市场，那其内部将相安无事。但历史经验表明，君臣、臣臣的关系，极少能保持“和平”，各种明争暗斗都源于对利益的追逐，而奥迪在华的业务，正在重演历史。
“君”的担忧
作为“君”的奥迪总部，从来少不了对“臣”功高盖主的担心和其忠诚的猜忌。尤其是当君臣意见不合之时，作为“首辅”的意见往往左右了君王的判断，“君权”被架空的感觉可并不好受。
担忧之情始于一汽-大众奥迪在华的业务。一方面，一汽-大众奥迪，为奥迪总部贡献的利润占据不小的比例，业绩出色，国产车型的热卖要远比进口车型要好得多，这就是作为“开国首辅”的重要原因，奥迪总部也就可能由此产生“功高盖主”担忧；二方面，“首辅”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并且在与“君”共事之时，多有意见不合之处。
例如在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在向奥迪总部下订单之时，总部曾认为会造成中国市场饱和，但“首辅”却以总部不了解中国市场为由进行抗辩，而类似的不合，出于“君”对“首辅”的依靠和盈利的出发点，奥迪总部往往被迫妥协，按照“首辅”的要求和建议执行。因为“首辅”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和基层人员的话语，也更容易产生影响。
这就引起了“君”对“君权”失去控制能力产生担忧。套用现代经营模式，就是董事和职业经理人之间意见不合，而职业经理人又表现的十分出色，董事的战略和意见都需要先经过职业经理人的肯定和否决才能执行，这样的情况，“君”能不担忧吗？
改变任命与“臣”的崛起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君”很难坐视不管。为了加强对于中国市场的控制，强化“君权”，进行人事调动和机构改革，进行“收权”与“放权”就成了还原“君臣关系”的精妙手段。
而冯德瑞便成了承担该任务的最佳人员。其从2007年开始在英戈尔斯塔特（奥迪总部）负责奥迪公司中国业务、全球采购体系与一汽-大众奥迪的生产和营销工作，这个在总部任命的背景，成为随后被升职的重要因素。
为了限制“首辅”的权力，名正言顺的强化奥迪（中国）的权力就成了最有效的方式。近日，总经理冯德睿进入奥迪全球管理董事会，全面负责奥迪在华业务，几乎等于代表奥迪总部的“意志”来干预此前“首辅”所影响的范围。其人事结构，也由此前的3级变成2级。
此前有关事务的典型流程为：一汽-大众奥迪和奥迪（中国）向奥迪全球管理董事会报批，再由管理董事传递至奥迪管理董事会主席施耐德处进行决策，改变后，奥迪在华事务将直接省略第一个环节，即直接由管理董事冯德睿和施耐德进行商议和决策。奥迪（中国）由此前与一汽-大众奥迪的辅助和合作关系，变成了实际的管理者，成了奥迪总部干涉中国业务的代言人。
在冯德睿晋升奥迪管理董事会董事后，权力上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未来奥迪（中国）对一汽-大众奥迪的排产计划将具备建议权，这包括了新车引进、重点车型等的直接结果。而此前，这项工作完全由一汽-大众奥迪负责。这相当于削弱了“首辅”的部分军权，削弱了其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相当于“次辅”变身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督查”直接向“君”汇报和传达皇帝的意愿，而“首辅”的很多建议和申请，则要需经过“督查”之手。而“督查”的人选又是“君”的亲信。因此，奥迪总部免去了对“首辅”功高盖主的担忧，博弈关系的重心，也由“君臣”博弈，转移成了“首辅”与“督查”之间的博弈。
君臣关系改变的隐忧
由此来看，“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督查”之间的博弈关系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奥迪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实际上，不管是谁对中国掌握的实权更大，根本出发点都是要符合奥迪在华的利益，这点是不可动摇的。
但君臣关系的改变，往往会带来动荡。
以雷克萨斯进入中国后为例，香港人曾林堂所负责的在华大部分业务，3年内每年实现100%的销量增长，但日本总部则认为权力集中，将会导致日本对中国市场缺乏掌控，于是成立了一个督导职务监督曾林堂，并或明或暗的削弱其权力。但遗憾的是，由于权力的更迭，很多政策和执行决定与曾林堂有所不同。在随后的几年，雷克萨斯在华的业务每况愈下，甚至一度出现增长停滞。
另一个案例则是，奔驰进入中国之时，利星行便享独家代理之权，而当奔驰与北汽合资进行国产之时，再削弱利星行的权力，已经无以为继，显得“尾大不掉”，为此，奔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进口车与国产车的价格战、渠道管理失控、品牌价值受损，曾一度让奔驰感到很头疼。
雷克萨斯与奔驰的案例，实际上与奥迪在华的君臣关系，如出一辙。君臣关系的改变，在权力上更多的集中于作为君的奥迪总部和中国业务代言人奥迪（中国）身上，相应其责任也变得更大，中国市场未来的表现如何，将更多地追究于奥迪（中国）和冯德瑞。
而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在奥迪获得更多的在一汽-大众奥迪的股份之后，奥迪采取此措施，显然是希望从中国以及中资方所控股的合资公司中，继续扩大话语权和利益。但这也为“外族势力”带来了机会，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所造成的集权，很大程度上就导致了北宋后期兵力不足，无法抗击外患，这对于奥迪来讲，同样存在这种风险。
君王说话稳军心
在关系改变的同时，其中所涉及到的利益显然会对曾经的“首辅”以及中方的投资伙伴一汽集团产生“心理上的一些微妙变化”。因此，“君”的发言人奥迪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施泰德称将保持“两个不变”：即奥迪在华经销商网络以及合作模式不不做改变。但这同样可以被解读为君为了鼓励“首辅”继续推进中国的业务，同时保证“君权”的稳固，所述稳定军心之语。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的“夺权”说法，施泰德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长期以来，中国市场给奥迪总部带来的红利，在刺激着奥迪继续在华扩张的冲动。其定于3年内在华产量达到70万辆、追加投资近100亿，就是最好的佐证，而君权关系的变化，则是为了满足这个大目标下所做出的权宜之策。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将“次辅”升格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督查”之外，奥迪（中国）还新设立的销售总监一职。虽然被奥迪内部解读为“只是为了协助奥迪事业部做好中国区销售，并不意味着进口车管理权。”但看看历史，仍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尤其是当通过销售进口车业务可以获得更多回报之时，相信该部分的地方控制权，还是很可能被收回的。作为“君”在此时来稳定军心，也可以看做为了推动总部策略所采取的措施。
至此，奥迪总部、奥迪（中国）、一汽大众奥迪三者之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发生了巧妙的改变。可以预料的是，未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情况将会少很多。但其负面也在于，可能会遭遇新的挑战，对于内地的解读和决策能力将会受到影响，政策的选择风险将会被放大。一旦市场表现不如奥迪总部的预期，则“君臣关系”将会再次遭到挑战，新一轮的“君臣博弈”将会顺势展开。（文/中车网 孙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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