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东晓程
中国人有时候非常谦恭有礼。前几年召回制度刚刚开始实施时，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制度出台要做做样子吧，有合资品牌汽车产品被召回了，这是就有媒体鼓噪，召回是对消费者负责任的表现，对召回企业大肆美言，不敢发出半句责怪之言语，似乎没有质量问题没被召回的企业就对消费者不负责任了。也似乎你被人打耳刮子教训了一顿回，你反而对人鞠躬，感谢教训之恩似的。
后来又说召回是在作秀。这其实是在变相美言中国召回。把召回美化得似乎是多好的事情，企业多么高尚，忽悠得消费者也不知道有过召回的汽车好呢，还是没被召回的汽车好，是非混淆，美丑不分，好的差的都稀里糊涂说不清了。
擅长中庸之道，热衷于和稀泥，愿意做和事佬，是中国人的毛病。这些毛病，在小事上可以，在大的原则是非面前可不得了。问题是大事化小，多大的事都能化成小事，不仅仅是老百姓，执法部门、权威部门都来大事化小，美其名曰消除矛盾，稳定和谐。在和谐的名义下，放弃原则，该坚持的也懒于坚持了。再有利益的砝码四两拨千斤，高高在上的权力权威执法刚性和人道尊严，全在低声下气近乎于请求中遁形了。
昨天有报道说，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10月1日，宝马汽车在全球召回宝马品牌和劳斯莱斯品牌的35.1万辆汽车。其中宝马品牌的召回量在34.5万辆，主要涉及宝马5、6、7系产品。召回原因是这些产品的刹车制动存在隐患。
这则消息发出后，旋即引发对宝马在中国市场的关注。此事之前，宝马在2010年8月已在中国进行了召回，召回滞后于国际市场约有1月时间。面对新一次的召回，宝马汽车摆出了同样的态度。2010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消息称，宝马汽车将从2010年10月20日起开始在中国召回问题汽车。
同一款产品，国外召回得快，中国召回就慢半拍；美国日本召回得早，中国召回就晚；国外召回得多，中国召回就少；国外召回动静大，中国召回声音小得可怜。
一个外资企业或者合资企业，在中国的能量不同凡响。有媒体报道说：“在中国汽车市场，只要整车制造商足够强大，它们便会拥有消费者难以料想的能量。甚至部分整车制造商为避免召回带来的不利影响，想方设法隐匿存在的问题。部分中国本土的专家完全丢弃身份，帮助整车制造商掩盖问题的存在。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汽车市场俯拾皆是。”“在召回与否之间，整车制造商处于相对的强势问题，它们难以被完全监管，而监管部门则因为各种利益原因不愿充分履行职责，导致召回在中国出现了变质。”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难以言状的各种复杂关系，让有关专家和执法者为难了。
也许是程序不同、执法风格不同，召回时间也不同吧。但石油价格已经与世界接轨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召回与否的标准也应该不会有太大差别。同一款车在国外国内的价格天壤之别，同一个品牌的车型国内国外配置也大不同，如果在召回与否的问题上再有差别，那很可能导致“中国式召回洼地”效应。中国本土质量监控松动，问题车流向中国，问题车在中国畅行无阻，而这些问题车由于在国外没有问题，没有被召回，就不会在中国率先被召回——这已经是惯例——受损害的还是中国消费者利益。事实上，国内国外在召回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差别了。
中国执法滞后而被动。中国式召回也明显地沾染了这种被动。也明显地缺乏执法刚性。如果长此下去不做改变，这种执法被动会蔓延，更大程度地侵蚀执法刚性。如此，汽车企业的强势更强，监督力量则处于弱势地位，监督与被监督的地位出现反差，制衡性被破坏。而且，国内国外执法反差会更大，召回的洼地效应将更明显。
昨天相关媒体报道说，国家质检总局28日通报称，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决定，从11月28日起，召回部分颐达、骐达、轩逸轿车，三种车型共计10万余台。这些被召回的轿车包括2004年11月17日至2006年5月22日期间生产的颐达、骐达轿车，数量为102708台；2006年3月30日至7月27日期间生产的轩逸轿车，数量为109台。以上三种车型共计102817台。虽不是中国有关方面主动召回，但能和全球召回同步，已属不易。
能不能在今后，有问题就召回，表现强势一下，让我们对中国式召回抱有充分的信心，让我们感觉在中国的外国合资企业也有国外的诚信，而不是国外的诚信到了中国，就走了样呢？中国尽量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同步，不要让国外诚信、守法之类的好的东西，到了中国，与中国接轨之后，就变质或者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