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车网 评论】近日，宝马先后有三位高管宣布离任，既有退休，也有“个人原因”，而无论怎样，三位高管的变动，为宝马带来了一定的真空期和动荡。尤其是在史登科时代，一直被压制而没有体现出来的渠道问题，或许随着真空期和内部人士之间的斗争，而产生利益不合，分成两个渠道。这对于宝马未来的统一战略，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高管离任 宝马收权？
如果说宝马的高管离任改变了宝马的本土化的战略，那么在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宝马总部开始对宝马中国进行收权。要知道，作为本土化的先锋，在离职的三位高管中，史登科和戴雷是宝马高管中，唯一会说中文的两个外籍高管，再加上陆逸这位中国本土人才，三者共同构建了懂宝马、懂市场、懂中国的宝马中国主要框架。
史登科和戴雷两人，不但会说中文，妻子也是中国人，并且在宝马中国工作时间较长，对中国的处事原则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而目前三位高管的离职，让本土化的框架需要重新构建，而宝马方面没有对后继人员进行公布，这就产生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而在史登科时代，上述三者公司构建了鉴定的本土化战略，尤其是在销售方面，三者较为认同宝马的扩张，而对于该问题，宝马总部一直存在分歧。但中国市场近些年来的增速似乎让宝马觉得宝马中国的权力和分享的利益过大，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宝马总部对宝马中国也一直处于权力控制较为宽松的状态。因此，高管的离任，至少在表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宝马总部对宝马进行收权的一个信号。
史登科时代的矛盾
而据了解，宝马总部在史登科在位的8年中，宝马总部和史登科时代所推行的一些战略、战术并不一致。
首先，不同点体现在本土化战略的销售领域。在戴雷再忍期间，曾大力拓展销售渠道，并且不仅对一线城市进行扩张，对二三四五线城市也开始进行了拉网式的布点，在7年的时间里将宝马在华经销商数量从60家扩展到近400家，超过奥迪成为豪华品牌经销商数量最多的企业。
但据宝马内部人士称，再造网点加速扩张之时，宝马内部就有反对声音，认为网点扩张太快，可能使经销商之间产生价格竞争，进而拉低宝马的品牌形象。仅是由于史登科的强力支持和推行，该让该战略得以贯彻。而如今，似乎宝马内部反对的声音可能再次抬头，同时宝马在中国也不太需要进行再度的扩张，随着史登科个人的退休，战略改变，也就产生了可能。
其次，在某些品牌形象计划中，在宝马内部也有遭到了不少反对。例如当初推行“宝马之悦”的品牌计划，在报批计划到德国总部的时候，便遭到强大阻力，也同样是因为史登科的力保才得以推行。
最后，由于外部市场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在史登科时代，恰逢宝马在中国销售不太理想的时代，进行扩张，比较容易见到效果，尤其是在2010年之前，中国市场还没有上升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宝马总部对于中国市场的权重，也并没有上升到数一数二的程度，因此不需要“握在手心里”。再加上在史登科的带领下，又有着明显的增速，对于这位“功臣”即便有反对声音，宝马总部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在史登科时代的末尾，2010年以后，欧洲市场的萎靡不振、中国汽车市场国际地位的提升，都开始让宝马总部开始认定中国市场的地位，当初的“放羊”也似乎不再适合，尤其是临近史登科退休，这位权重很高的人物在逐渐退出舞台，加上内部人士所称的“史登科与宝马总部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宝马总部此时进行收权，显得恰逢其时。
国产与进口之间的裂痕
而在这三位高管，尤其是史登科的带领下，能在宝马在中国合资建厂进行国产、进口国产车型并存的格局下，取得销售量的扩大，上述高管在其中起到的协调、说服、平衡利益的作用不可抹灭。
在宝马的体系中，虽然有华晨宝马和宝马中国，但实际上二者在史登科时代，是挂着两块牌子的一套班子，在执行力和战略上，可以取得高度的认同，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的行动也基本保持一致，进口车和国产车的资源分配也可以得到较好的统一，这也被称为“宝马模式”。从内部来看，史登科与戴雷，其实充当了两个公司的纽带，让宝马中国与华晨宝马就国产与进口的问题得到高度的协调。
由于是一套领导班子，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可以达成共识，如果产生不一致的问题解决不了，便交由史登科进行裁决，同时可以推行史登科的本土化策略。但随着几位高管的离任，双方此前的整合可能将“失去原有的微妙平衡”，因为就管理问题来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认识和手腕。
而国产与进口之间更深一层次的矛盾，则在于利润结构的一种矛盾，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史登科时代，宝马的快速扩张，让进口宝马与国产宝马都尝到了甜头，因此矛盾也没有充分的暴露出来。对于进口宝马而言，大力推行本土化，必然会对进口宝马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进口宝马作为“利润大头”既得利益者身份，对于过多的国产，从内心中有抵触情绪；同时，国产化作为一个大势所趋，宝马又必须予以克服，双方就利益关系产生摩擦，也就顺理成章了。
安格的态度成疑问
有意思的是，在戴雷提交辞呈的当天，宝马中国新任总裁安格已经开始在位于北京三元桥的宝马中国总部办公。很明显，按个的到来，是宝马总部要求中国市场要与总部在战略步调上保持一致的一个信号。安格的态度，也成了人们用来解读宝马未来策略的一个窗口。
而安格此前主要管理德国这一重要区域市场的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其对中国文化是否能有史登科一样透彻，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位对德国文化以及宝马文化有着深刻认同的高管，未来可能对宝马的品牌形象、文化内涵更为关注。
在等待春节前安格与每天见面，分享“施政纲领”的同时，华晨宝马得益于本土化也处于关键上升时期，比如，铁西新工厂投产、X1和新3系上市、新发动机项目签约等各个环节的实质性突破。安格的继任，能否对资源以及市场予以倾斜和支持，将对中长期宝马在同业竞争中，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安格不能成功的协调宝马中国、华晨宝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将对销售渠道、管理渠道产生消极影响，或将进一步引发其内部的渠道分离。不上演奔驰的“破镜”，也可能让在内部竞争中，产生大量的暗箱操作，并降低整体的利润水平。（文/中车网 孙平涛）
注：本文为中车网原创文章，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及作者！违者必究！
